记者手记：

江景波，这是一个值得崇敬和记住的名字：

他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校长负责制的试点高校校长之一，将民主与改革精神贯穿办校治学全过程，成为当时全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

他创办了施工组织学科，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建筑施工》，他撰写的《木结构设计》曾创下一年印刷11次的记录，他最早把国外先进的网络计划技术引入国内；

他授课内容丰富，艺术娴熟，不用讲稿，深受学生欢迎；他积极参政议政，关心年轻人成长……

无论是教书、科研、担任同济大学校长，还是主持民盟上海市委会工作，他都留下一串深深的闪光足迹。

在去年90诞辰座谈会上，江景波谦逊地评价自己：“卖力、不贪。”

老友、同事、学生深情回忆了他的许多往事。郑惠强的发言尤为动情，“我在人生道路上的点滴进步，得益于恩师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没有江校长，便没有我的今天”。

不禁让人好奇，这位耄耋老者是个怎样的人？

今年两会间隙，记者采访了郑惠强，教师出身的他很随和。短短半小时对话，至今让记者感动的是，他说起老人时的语气，温柔又满含敬重，像是孩子在讲述一个长辈。那天郑惠强回忆起的都是一些小事，在他看来，“这些小故事，很能说明一个人的人品”。联想到“西湖佳话”、“密洞对”等中共与盟内领导人的交往铁事，让他又感慨，“优良传统的传承，好多是点点滴滴的小故事传下来的”。

铅华洗尽见真醇。从郑惠强的娓娓讲述中，这位与盟内好友丁石孙、吴修平同龄的老人，一言一行之中，都散发着举重若轻的长者风范。

江景波，1927年生，福建福州人。1952年加入民盟，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上海市委会主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1984年至1989年任同济大学校长。

郑惠强，1953年生，广东潮阳人。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同济大学副校长。

他是我人生的光辉榜样

——郑惠强忆江景波校长二三事

吴老（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吴修平）见到郑惠强，总会开心地拥抱他，笑着说他是“民盟的孩子”。

的确，郑惠强的成长，与民盟的培养分不开，与江景波等老一辈奖掖后学、提携晚进的高风亮节分不开。

说起江景波先生，郑惠强很动情。两人的交往，于他个人而言不仅是“恩师”、“贵人”，更可贵的是让人看到了一种传承。

“在我心目中，江校长是思想政治的领路人”

1927年夏，江景波出生于福州郊区农村。幼时家贫，父母被迫漂洋渡海到新加坡谋生，他留在家乡陪伴祖母。战火声声中，他度过颠沛流离、受冻挨饿的童年。抗战结束后，他考取上海大夏大学土木工程系。在贫穷与战乱中求生求学的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始终怀着对党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

1950年大学刚毕业，他响应党和政府“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毅然放弃赴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的机会，前往安徽投身治准行列。在战后贫瘠的淮北平原，8个月奋战，他和同伴们经受住考验，出色完成任务。之后，有人为这位“治淮功臣”放弃出国深造机会而惋惜，他总笑呵呵地回应：“为了人民，丢掉那唾手可得的方帽子至今不悔。”

这不是江景波放弃的唯一的出国机会。

父亲在新加坡终于事业有成（曾连任26届新加坡福州会馆主席），家人曾多次要他出国团聚定居。他坚信自己的所学，正是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我确实很想念远方的亲人，却更清楚自己身上的重担，清楚自己对事业、对祖国的深深眷念。”这种情愫，始终让他难以割舍。

“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在江校长身上得到充分展现。”郑惠强说。

1951年，江景波进入同济大学教书。次年，党委组织部门找他谈话，“民盟组织初建，极需要人”，希望他参加民盟。“江校长知道，民盟组织政治上非常进步，不少盟员都是道德文章的楷模。于是欣然听取组织意见。”他在“申请入盟动机”一栏中写：“希望入盟后在盟组织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把自己贡献给人民。”凭着这份入盟初心，江景波几十年如一日，为民盟事业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盟内享有极高的威望。

作为民盟的后生晚辈，郑惠强有较多机会得到他的耳提面命：

“他谆谆教导我，民盟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合作史。他也时常以亲身经历和生动故事循循告诫我，在参政议政实践中，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必要性，要始终坚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

每次谈话，都让郑惠强“受益匪浅之余，总有一种‘胜读十年书’的收获”。

“我生怕把事情做得不像样，失却历史的传承，辜负前辈的期望。”主持上海民盟工作十年，郑惠强始终要求自己绷紧政治这根弦，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带领着全市18800多名盟员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在我心目中，江校长是盟务工作的导师”

两人熟识热络，是1994年郑惠强进入民盟市委机关“当学徒”之后。

当时，江景波主持民盟上海市委会工作。在他的安排下，郑惠强平均每周有两个半天去机关上班，从调研室、宣传部挂职做起，在每个部室当半年“学徒”从此，江校长手把手地“传帮带”，两人接触开始多起来。

有一段时期，江景波常去民盟“坐班”。连续坐班81天，他带去了在同济大学的改革精神和管理模式。

他狠抓机关建设，每周坚持到机关召开工作例会，小本上记满了各部室的重要事项并逐条跟踪。

每天早上到办公室以后，他就会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当天要做的几件事。完成一件，纸条就撕掉一条，就像他的施工组织“流水法”。这是江校长作为一名管理专家的习惯，工作思路清晰、作风深入、方法细致。

他大胆使用人才，重视参政议政，带头搞调研写提案；推动《上海盟讯》从小开版改为大开4版并公开发行；他特别关心爱护机关干部，向有关部门力争解决党派干部职务晋升问题、呼吁提高职工收入待遇……20多年过去，这一段至今仍被许多机关干部津津乐道，“说起他都非常敬重，怀念他的工作作风和为人”。

言传身教，润物无声。郑惠强也养成了很多江校长的习惯。比如，江校长“不主观”，“好多事情就让你先说，让其他人把意见讲完，如果哪个同志认为有问题，谁都敢在他面前直截了当说不行”，郑惠强认为“这种民主作风很难得”。

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的首要职能。在历次会议上，江景波校长都会提出一些高质量提案，仅1992年到2002年，有18篇书面提案被选为全国政协大会发言材料。

为了培养郑惠强的议政能力，江景波常常会精心选择课题，并摆出主要观点，要求他深入调研、指导他撰写草案。“对每篇初稿，他都会仔细修改、逐句推敲。江校长对一些数据的敏感和记忆，对文字表述的严谨和求精，令我敬佩得五体投地。”郑惠强感慨，能够得到他“手把手”地悉心指导和严格训练，深受教益。

在老人的言传身教下，郑惠强慢慢摸清了门道。20多年里，他先后递交283篇人大或政协建言，撰写社情民意信息100多件，一些建议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或被有关部门采纳。

这次来北京开两会，郑惠强出门匆忙，定于3月9日下午作政协大会发言的提案，没来得及给老人主动送去一份，请他把关指教。他打电话给机关，“赶紧复印一份给快递过去”。郑惠强说，“老人会惦记着我写什么，每次写东西我都要给他一份。他知识分子的特征特别强烈，爱国爱党，关心着国家大事”

他还讲了一个机关里都知道的细节。要把字打大一些，“否则老人看着很费力”，务必要用废纸，“要是用白纸，回去江校长肯定会说我，‘你这浪费嘛，我看过就没用了’”，也不要用正反面，“那是给老人添麻烦”。郑惠强感叹，“就这么个小事，他会记着。这样的品质真是我们后一代不敢想象的”。

“在我心目中，江校长是为人处世的楷模”

说起许多老人为人处事的细节，郑惠强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感动”。让他感动的瞬间有很多——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对己严，待人宽”，是江景波的自我要求。他从不接受礼品，从不公车私用，即使在家中打私人电话也坚持交电话费。

在民盟市委机关坐班的日子里，每次用车后，他总在座位上留下20块钱，说是交车费。有一次开完会，我说：“江校长，我顺路送您回家吧。”他摇摇手：“不行，你那是公车，不能私用的，我还是自己回去吧。”

每次上门看望他，作为小辈带些食品孝敬老人纯属人之常情，可他总是推来推去，怎么也不肯收下。更多的是，他的回礼价值远远超过了送礼。以至于我告辞时，常常只能把食品悄悄留在电梯口后拔腿就走。

很多人回忆起江景波，都是“没有架子”。那时候，每天早上八点钟，总能看见他背着手在校园门口走来走去，“谁都认得江校长，谁都能找到他，谁有问题跟他反映，他掏出个笔找个小纸就记下了。”

郑惠强说，江校长也有“毫不留情”的时候。

民盟市委机关有一个驾驶员，把公车开回家处理私事，江校长严厉查处，“在1995年（罚款）2500块是很大一笔钱，但他说要以示警戒。以后机关再没发生类似事件”。有意思的是，驾驶员反思过后，却成为江校长的“忘年交”。

“这么德高望重、位居高位的老人，这么平易近人，对我就不用说了，其实对大家都是这样。”郑惠强说，他对自己严格要求，老顾着别人，老想着为别人做点事。

机关里小青年多，我常常带着他们上门看望江校长，也是受教育。老人都是让家里的小保姆到市场买一活鸡，炖一锅鸡汤，每个人都要喝一碗鸡汤小馄饨。我每次去，老人总是让保姆拿水果或一罐茶叶给我的驾驶员。

我老说，你身体不好要跟我说，看病什么我来协调。好几次都是他出院了才打电话给我说。

在郑惠强看来，这些小事，很能说明一个人的人品，“很多优良传统的体现都是点点滴滴的”。

老人对民盟的事业、对统战事业，有很深的感情。

去年4月，民盟上海市委会召开纪念上海建盟70周年大会。江校长住在华东医院。郑惠强去看望他，老人再三表示“这是重要会议”，很想参加。

我说你上洗手间不方便，医生又不让出门。他回答“惠强，你放心，我没问题的”。在会场上，我真的很担心，多次侧脸张望他，可他总冲着我笑。退场时我赶紧迎上前询问，这才明白，原来江校长为了不影响会议，那天在身上绑了一只尿袋。当时，我心里特别感动，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他身上，我体会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高度，感受到了民盟前辈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和家国情怀。”郑惠强由衷地说，江景波校长是我人生的一个光辉榜样。

（转自《中国统一战线》2017年第4期，作者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