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种美先生的家在同级新村中部的二层小楼内，门口野生的草木间有条小路通往陈先生一楼的居所，屋外鸟乐禅鸣，自然有趣。陈先生最小的女儿陈老师热情的招呼我进门，第一眼看到陈先生，人很清瘦，精神矍铄，说话温和而有力。房间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一排老式书架，陈老师告诉我这是她父亲最珍惜的东西，里面的书和照片全是他的宝贝，我们的采访就从这里开始了。

陈先生1924年生人，今年95岁高龄，得知有九三的晚辈要来采访，秉承他一贯严谨认真的作风，拿出了提前几天就准备好的文件和老照片，陈先生微微颤抖的手举起这些泛黄的纸张、书籍和手写稿，一边对我说：我知道学校总有一天会需要这些，我都好好保存着呢，我是暂时保管（笑）。我看着眼前这位老人，不禁有些湿了眼眶，这里蕴含着一名同济人、同济九三人最深沉的感情。

您是什么时间进入同济工作的？

陈：我53年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一毕业就进入同济大学工作，担任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59年被调至土木工程学院，参与地下工程系的建立，并担任教学秘书整整20年，80年我又回到社会科学系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师及马列主义资料室主任，我的工作经历非常平凡，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同济教师。我在同济工作了33年,在这个老房子里住了近70年了。

您是何时加入同济九三学社？

陈：在校内，九三学社聚集了各单位的教学、科研骨干力量，有良好的声誉，也一直都是知识分子向往的党派之一。九三学社同兄弟党派一起，敢于向领导提出肝胆之言，敢于讲心里话，也得到领导和群众的重视和尊重，在群众中也有一定吸引力。我1980年加入同济九三学社，任上海市委员会文教委员、同济大学基层委员会委员，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这里保留了一份90年4月至93年9月九三工作总结，那时，我们九三通过基层委员中的市、区人大代表，市、区人民政协委员，提供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如王季卿同志在市政协参与了《关于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若干建议》、《关于深化、发展教育事业等问题的建议》等提案。我记得王家钧同志在杨浦区政协担任市政组组长，对区的市政建议比如当时内环线杨浦段走向问题等发挥了较大作用，很受重视。

当时学校有双月座谈会，我们九三对学校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工作如对学校进入“211工程”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都提出了重要参考意见，社员陈士衡还被聘为监察员。

我记得到1993年，同济九三共有119位社员，分布在6个支社：建筑支社27人，电气支社15人，机械支社13人，外语支社13人，数理化支社21人，综合支社30人。

听说您参与了九三当时创办的《九三建筑设计进修班》办学，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陈：同济九三主办的《建设设计进修班》自1985年1月创立，当时也是响应中央的号召，教育部和学校的号召，希望民主党派能真正参与到教育办学中来。到1993年的时候我们这个班已经举办了九届，前九届一共招收学员374人。（第十届招收22人）当时的学员都来自江浙地区各个设计单位第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实践基础，通过一年的学习，基本上都能提高到建筑学专业的大专水平。结业后回到各自工作岗位上，不少都成为了骨干力量，有的还担任设计单位的领导职务。我记得到1993年底，一共有六位同学通过这个班的学习后，考取了同济大学建筑设计专业的研究生。所以我说，这个班应该叫“精修班”，因为我们集聚了同济建筑学最好的教学资源在这一年里把最精华的部分都教给了他们！（笑）

除了给校外的设计人员提供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听说九三当年还用办学积余款作了一件可以载入“同济大学奖学金捐赠史”的重要决定。

陈：（笑）从1990年开始，根据蒋汉文、胡家骏两位先生的建议，九三学社决定把“九三建筑设计进修班”的办学积余款设立“九三学社研究生奖学金”，鼓励硕士生和博士生中的学习优秀者。九三奖学金的目的是奖励学习水平最好的研究生，因此金额也是同类奖学金中最高的一项，对鼓励学习的积极性影响非常大。我们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博士生每名奖励800元，硕士生400元，到了第四届，我们给博士生的奖励是2000元，硕士生为1000元。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给进修班授课教师的酬劳一个月也就20块钱，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所以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金额，这个奖项在学生当中的影响力也非常大。

我们的评选流程也非常严格，当时这项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由副校长、校党委、统战部，研究生院及导师代表以及同济九三老教授、基层委员会委员一共15余人组成，选出在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优秀学生。前四届九三奖学金一共奖励了博士生13人，硕士生30人。

据我了解，九三学社是第一家以民主党派名义向学校作捐赠的党派，看到这份获奖名单，这些优秀的学生现在也都是各个单位的掌门人。可以说这个进修班非常成功，但我想这其中一定也遇到很多困难，你给我们说说吧。

陈：我们这个班跟别的培训班不一样，我们招收来的学生要在同济学习整整一年，因此学习、住宿、餐饮都几乎要完全按照一个在校大学生的标准来实施。我们当时几位基层委员会的社员就主动承担了教务、财务、学生食宿等工作，大家几乎是志愿性质的，也不拿什么报酬。可以说教学和办事人员的条件都很艰苦，但大家都没有任何抱怨。学生遇到什么困难，都来找我们九三学社，我们去解决，我们整个团队也就5、6个人，但我们想，既然接受了学校的这个任务，必须要团结起来好好完成，发扬出同舟共济的精神。（笑）

我们不仅要设计课程、聘请教师、采购教材，还要给学生安排住宿、解决一日三餐，包括进图书馆等很细致的问题。学校也很支持，给了我们一间专业教室，专门的绘图桌，就在现在的南楼二楼。我们不仅要管他们的学习，他们的生活，还要关注他们的思想教育。

我那时候负责学生的教材，学生的实习等等，8、90年代不像现在，教材书店里直接买就很方便，那时要去联系出版社、联系建筑类书店，告诉他们我们需要的专业教材是什么，多少本，这些都要我们一件一件去落实。困难其实是很多的，但我们九三人凝聚力还挺强的，大家都无私的投身到办这个班去，所以这个班坚持了10届，也就是10年，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说我们九三人做事情都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不去虚报也不去夸大这些成绩，也不去做什么宣传。

其实这也真是契合了我们同济的精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做事情，不图名与利。感谢您和很多老社员一起为同济九三做了这么多工作。我听说您退休以后也一直投身于同济大学校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中。

陈：是的，我1986年退休，花了两年时间实地走访、调研、查阅历史资料，撰写《同济大学史》第一卷（1907-1949）第四章，1987年该丛书为庆祝校庆80周年出版。

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现任校长陈杰院士在《开讲啦》里提到的关于李庄的历史，都是来自于您和当时同事们的记录。

陈：是的，成都、重庆、李庄、宜宾，凡是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待过的路线，我们都去看，去问，去拍照，采集到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也为后人的研究留下点基础。回来我们就是天天写，天天校对，包括后来我参与编写并出版的《解放前上海的高校（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严谨求实的同济大学》、《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同济大学在云南四川的岁月》、《同济英烈——为革命献身的教育家周均时》等书籍都是基于这段历史而成。其中《同济大学史》在2007年百年校庆时又出了修订版，我也一直关注并参与编写工作。

退休以后我还担任了六年《城市规划汇刊》的编辑，也算是为同济规划史做了点事情。

我很幸运，也很自豪能够以九三人的身份参与到同济大学、同济九三的历史重要的事件中，虽然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工作人员，但我倾注、付出了所有的热情与力量，我真心的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九三人为我们的学校、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后记】本来约好的半小时的采访，陈先生和晚辈我聊了一个小时多，虽然听力有些不好，但陈先生非常认真的回答我每一个问题，有时还让一旁的小女儿给他“翻译”（重庆话），陈先生共有八个儿女，个个出色，小女儿陈老师说，小时候常常看到父亲伏案工作，整理学校历史，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八兄妹中有好几个都是为同济工作，“我爸爸啊，希望我们八个都为同济工作！”，一旁的陈老先生笑而不语，满脸平和的幸福。小女儿陈老师说，我父亲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争不抢，心态好，他总是默默做事，把别人推在耀眼的地方，自己只会埋头骨干，任劳任怨，一辈子。我想，这也是陈先生健康长寿的原因之一吧。

在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严谨求实的工作，作出不平凡的成绩，像陈先生这样的九三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都是同济精神的守护者。